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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就这个问题而言中医学更客观地反映了人体生命状态，而其他只能称人体原子学、人体基因学、人体分子学、人体细胞学等等，而不是人体生命学。用人体某个局部的研究结果，硬性的、人为的、主观的、简单线性的外延到人体生命过程中，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做法是违反科学的。　　2、人体是1个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情感信息交流的复杂动态平衡体系。

    在巴黎参加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2003年学术年会的中外专家说，西方医学界已越来越多地了解和承认针灸的功效，针灸已成为中医药被世界接受的突破口。

    法国针灸协会主席安德海思博士认为，临沂针灸培训针灸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症状和痛苦，而西方医学认为减轻患者的症状或痛苦是治疗的重要步骤之一，它对患者的彻底恢复、增强抵抗力等有重要作用，因此针灸率先被西方医学界接受。法国针灸协会现已成为法国政府认可的医疗协会，近几年法国许多医科大学还增设了针灸课程，这是中医打入西方主流医学的重要突破。

    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2003年轮值主席朱勉生博士说，多年前，中医在西方还是处于边缘的医学学科，许多从事中医研究的专家，资格并不被西方国家政府承认。但这几年西方国立医学院纷纷对中医产生兴趣，一些医学院还成立了中医部，学员毕业后可以拿到证书，并开设，不过西方人比较接受的仍然是针灸。他说，由法国执业医生组成的法国针灸协会成为本次学术会议的主办方之一，这说明针灸代表中医，在西方医学界的地位已逐步提高。

    出席会议的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与针灸相比，中药还不为西方广泛接受，主要原因是中药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质量体系。因此，要想让中药的医理药理被西医接受，尚需尽快制定较为详尽的生产规范和标准。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专家们还认为，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要得到根本改变，有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决定于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要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外因是，要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理解和尊重，并将中医药纳入主流医学体系，针灸就是很好的例子。两者中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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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临沂针灸培训不得不讲一讲针灸在美国发展的故事

    中餐、针灸、功夫、中药美誉海外，可称之为“新四大国粹”。针灸术是继中餐后又一传遍西方的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真正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影响的一个领域。尽管中医药随着中国移民很早就来到美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公认针灸疗法是随着尼克松访华正式传入美国的。有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引发当年“针灸热”的导火索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针灸界和医学界流传得最广的一则关于针灸传入美国的传闻是这样的：在尼克松访华团成员中，有一名年轻的随团记者，在中国患了阑尾炎，住进了中国医院。中国医生在做阑尾切除术时，没有用麻药而是用了针刺镇痛麻醉，手术十分成功。这位记者回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

    这一故事均可称为医学界的“美丽的传说”，那么历史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原来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是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JamesReston）先生，当时他已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主任，擅长政治时事报道，一生业绩不凡，采访过从罗斯福到布什等数届美国总统和周恩来及赫鲁晓夫等各国领袖人物。罗斯顿获过多项新闻界大奖，后来还当过纽约时报的副总裁，于1995年去世。

    事实是在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的1971年7月，罗斯顿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了针灸治疗。但在访问时不幸患了急性阑尾炎，在中国医院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感到腹胀不适，接受了针灸治疗，之后于1971年7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纪实报道：“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

    1971年的罗斯顿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资深记者了，由于他的不凡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这样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而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他们不甚了了的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而罗斯顿的文章正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好奇心。罗斯顿在文章中写到（节译）：

    为纪念失去的阑尾而发表讣告似乎有点荒唐，但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有机会从内部了解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医院的政治和业务发展情况。此报道就是我的经历和见闻的记录。

    简而言之，中国总理周恩来请了11位在北京的医学权威为我会诊，然后由反帝医院（原北京协和医院，译者注）的外科医生吴教授于7月使用了常规的腹部局部麻醉法，注射了利多卡因和笨佐卡因后，为我做了阑尾切除术。

    手术没有任何并发症，也没出现恶心和呕吐。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通过中国外交部的翻译，我在术中完全按照吴教授的要求去做，两个半小时后就顺利回到了我的房间。

    可是，术后第二天晚上，我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难受感觉。该院针灸科的李医生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三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

    针刺使我的肢体产生阵阵疼痛，但至少分散了我的腹部不适的感觉。同时李医生又把两支燃烧着的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的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动一下我身上的针。

    这一切不过用了20分钟，当时我还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是不到一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如今来自中国关于针灸治愈失明、瘫痪及精神病的许多报道曾经令美国方面推测中国人很可能在针灸和草药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但我并不知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我也没有资格做出这种判断。

    另一方面，有人讲我的意外事件，至少是针灸的经历，只不过是记者使的一个雕虫小技以达到了解一下针刺麻醉的目的。这种说法虽然并不是全无道理，但实在是对我的想像力、勇气和牺牲精神过奖了。为了搞到好新闻我的确可以做出很多牺牲，但还不至于半夜里去开刀或主动要去当实验用的荷兰猪。

    读过原文，我深感罗斯顿不愧为国际知名的大记者。文章不但清楚、简洁，而且还幽默、有趣。更重要的是作者只是如实地报道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对他自己不熟悉的医学、针灸没有妄加评论，仅仅描述了事实，丝毫没有哗众取宠，制造新闻之举。但是，这篇文章对普及针灸的历史作用，我想就连作者本人也不会预料的。

    据说，在针灸热刚开始时，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在美国懂针灸的人很少，所以一时间“洛阳纸贵”。每日有大巴士从华盛顿拉着患者到纽约找针灸医生看病，针灸师生意火爆，应接不暇，以至于诊室不够用而租下旅馆接待病人。针灸医师忙得只顾得给病人扎针，连取针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雇助手来拔针。有的针灸师生意之好，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早期针灸热的好景不长。

    把真实的故事同美国“民间传说”相比，虽然在细节上面目皆非，但故事大体上还是一致的。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尽管可信程度不高，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但民间传说过程中对事实渲染的本身充分反映了传播故事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国有句老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在记住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针灸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昌盛的同时，还应记住诸多为针灸西进而做过贡献的中外医生和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患者们，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记者罗斯顿和他30年前的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北京之行”。